《水浒传》开篇即写了高俅，他非科举出身的文官，也不是疆场拼杀的武将，不过一个市井流氓，却一路爬至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。

而宋江，从一名小吏到梁山大哥，力排众议，历经坎坷，尽力向朝廷靠拢，最后却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。

我们常说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，但宋江历经风雨，为何依旧难容于朝堂？

【资料图】

其实一个字就可以解释他尴尬的境遇，就是“道”。这话怎讲？他都打起了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了，难道说他无道么？

不是他无道，而是他的道用错了地方，与现行之道难容。我们从下中上三个层面来看，《水浒传》中所描述的是一个什么的社会形态。

从底层来看，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，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金翠莲父女。武松斗杀西门庆、潘金莲，则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；杨志杀牛二，也算是为民除害；但原本惩处这样的恶势力不应由个体来承担。

镇关西强占民女；西门庆见色起意，草菅人命；牛二也是地方无赖，像这些社会恶霸，本应受到司法惩办。但结果却是恰恰相反，这些人在做恶之后，都还能活得挺潇洒，原因就在于社会失了法度。

在没有法度的社会里，也自然会滋生犯上作乱者。晁盖、吴用等人敢劫生辰纲，除了想发财，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，正如刘塘所言，此乃不义之财，取之何碍？

一个理由将抢劫罪美化成了一项满足个人需求的正义事业，这实际也是极其可悲的。

同时，失了法度的社会也让社会本身陷入无序竞争。金眼彪施恩能在快活林开酒店，本就是仗着其父的官方背景，欺行霸市。

张团练看着施恩发财，自己也眼红，于是就让蒋门神去抢夺快活林。而施恩也不示弱，看上了武松，让他出马醉打蒋门神后，再次将快活林夺回。之后武松被收监，快活林再次易手。

快活林在蒋门神和张团练之间被抢来抢去，这实际就是地方黑恶势力互相斗法，谈不上什么正义与非正义。

再有孔明、孔亮也是如此，把一财主家人都杀尽了，聚起五七百人，占山为王，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。

底层民众如此，那么中产阶级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

我们知道在梁山好汉当中，官军集团成员占据了五分之一，这些成员不是被梁山俘获，就是被宋江招降。如秦明、黄信、呼延灼、关胜、索超、董平、张清等人。

这些人作为朝廷军官，为何也如市井小民一般，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对皇帝不忠不孝，对国家没有责任感，都甘心情愿做梁山贼寇？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。

说到原因，王教头、林冲的经历就是最好的答案，工作虽好，但耐不住贼人算计。而这么多武官的出走，也透露出宋朝文官地位之高，武官地位之卑下。

国政驰废正是出自文官集团，如果说皇帝是权力意志的象征，那么官僚集团则是真正的国家机器。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官集团表现又如何呢？

作者开篇就写了身居要位的高俅，从一个破落户一跃而身居高位，不但心胸狭窄，为人刻薄，而且还假公济私。那么其他文官又如何呢？

先看开封府尹，林冲入狱后，开封府尹明知林冲冤枉，但为维护高俅利益，也只能陷林冲于不义，不能给他公平。

脊杖二十，刺配沧州牢城，就这样的结果，也是林冲岳父上下使了钱才得到的。叶孔目虽然与人为善，能周全人，但也是要银子买通的。

再看高唐州的知府高廉，他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。那个强占柴皇城花园的人，就是高廉的妻舅殷天锡。

高衙内好色，殷天锡好财，他看上了柴皇城的花园，竟光天化日之下叫人家腾地方。柴进赶来说自己有丹书铁券护身，那殷天锡也根本不放在眼里。要不是李逵出现，柴进恐怕也得被殷天锡打死。

殷天锡的横行霸道，当然是仗着高廉。可见官官相互下的官场黑暗。

再说董超、薛霸，不过是两个小小的公差，干些押解犯人的工作，但也胆大妄为，小说先后两次写到他们要谋财害命，一次是要暗杀林冲，另一次则是要结果卢俊义，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也很纯粹，就是为了谋财。可见，这对超霸组合与文官集团一样，都是无法无天的。

由此可见，大宋的文官集团也不过是一帮以权谋私的乌合之众。

在小说中，我们还应就注意一种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一些庄园主，如祝家庄、扈家庄，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武装小分队的。拿下一个祝家庄，宋江也是花费了不少功夫的，三次大动干戈，可见，这些庄园的武装力量也不是吃素的。

那么为何这些庄园要私设武装力量呢？原因大致有两个，第一是为了自保；第二就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。

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封建庄园制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，与之相对应就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崛起。

大地主们通过不断的土地兼并，扩张了自己的实力，但同时也造成大量的无业游民，这些游民为了生存，也只能成为庄园主的劳动力，从而使庄园内部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。

为了便于管理，庄园主也设置有许多防御措施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庄园武装力量，以维护外来攻击，或者内部人员逃跑。

祝家庄的私人武装力量也是类似于此的，所以，他们的战斗力相当强。同时也证明，这样的情况只地出现在乱世。

纵观全文，不难看出，从底层民众到中产阶级，再到官僚集团，再到民间组织，基本上都不正常，儒道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，都已变了味儿。

由此我们也发现，《水浒传》的叙事策略，就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的政治理想完全剥离开来，所以，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社会形态，就是一幅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图景，完全颠覆了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所构建的圣贤理想国。

简言之，就是作者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“无道”社会，作者几乎将这样的思想贯穿于整部小说当中，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基础，才使得梁山好汉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

所以，宋江提出“替天行道”的主张，主张本身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在于，当黑暗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，光明的力量就是微弱的，单靠梁山好汉们的单打独斗，很难扭转乾坤。

如果按照适者生存的理论，黑暗的环境确实有利于高俅这样的狡诈之徒，而像宋江这样追求光明，以一己之力寻求改变世界的人，确实难以生存。

有人说宋江纯属是为了自己想当官，这个成分有，但并不全是。在他心中，一直把忠君反腐作为人生的理想之道。

对于他的悲剧，只能说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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